【寻仁迹】陶洪滩石刻 记载“未入册”县长姓名

酒通社（蜘蛛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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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寻仁迹】陶洪滩石刻记载“未入册”县长姓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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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年前

从茅台镇出发，顺赤水河而下，大约半小时车程，抵达有名的陶洪滩。站在公路上，透过摇曳的树影，隐约可见对岸马洞岩石壁上的摩崖石刻。

石刻由中间高两侧低的三块剔地石面组成，横排竖书，高1.2米，宽1米，从右到左，阴刻七行，其排列如次：

【寻仁迹】陶洪滩石刻记载“未入册”县长姓名-酒通社

“邑县长李泰生先生德政，召父仁山，第一区士民等公立，中华民国四年（公元1915年）岁次已卯二月一日谷旦，驻防营长（县志误记为“县长”）吴质夫先生德政，黔北干城，第一区士民等公立”。其中：“召父仁山，黔北干城”，每字0.3米。

该摩崖石刻，字迹端庄整齐，大者如斗口，小的如拳头，笔力刚劲浑厚，具有柳体风骨，刻工细腻，相得益彰。

陶洪滩，是赤水河上的险滩之一，两岸悬崖壁立，向来是要隘。民国时期，仁怀及周边境内匪患四起，周边县城及重要场镇，屡遭土匪抢掠。陶洪滩因地处川盐入黔要道，自然成为土匪时常出没之地。

口碑资料称，李泰生和吴质夫分任仁怀县长、驻防部队长官时，派兵驻扎于此，匪乱平息，盐运畅行。当地人民认为，他们是黔北地区治安的坚强捍卫者，让百姓的安全有了依靠，其功德堪比东汉南阳太守召信臣。于是，刻石以为纪念。

根据石刻上的文字，酱香仁怀查阅资料确认，当时的“第一区”，是单指今天的仁怀城区（茅台是第十区）。由此可见，石刻“第一区士民等”，特指当时仁怀县城的人民群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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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图源《仁怀县志》

但蹊跷的是，包括《仁怀县志》等资料上，并没有李泰生担任县长的记录，驻军中也没有吴质夫之名。其中，《仁怀县志》记录，民国四年仁怀县先后有两位县知事，分别是谢国佐和熊绍州。

此外，从石刻的时间看，当时属北洋政府时期。而根据北洋政府之规定，县衙统称“县知事公署”，各县行政长官统称“知事”，直到民国十六年（公元1927年）国民党定都南京后，方统一称“县长”。

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？酱香仁怀认为，这是由于当时各地军阀割据、国家动荡，导致县官更换频仍、政令不一造成。

“郡县治，天下安”。自秦代以来，县域始终是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。民国初期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，曾对县级管理提出过自己的构想，国民政府也出台过加强县级政权的法令。

不过，民国政府因其制度及自身的局限性，在国家及省级层面就派系林立，互相割据，各自为政，乱象百出，很多地方县官“走马灯”，一年要换好几个。这些县官的任命也非常随意，“买官”现象突出，即便是后期规定，县长的任命首先要通过考试、考核，然后试用，再由国民中央政府委任，但常会出现省主席擅自任命，甚至由驻军军长、师长、旅长直接举荐的情况。

具体到仁怀县，“上官如云，过客如雨”，是对当时官员频繁调动的描述。从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开始，直到民国37年（公元1948年），县志记载的县知事、县长有34人，这其中并不包括前面提及的李泰生、刘聘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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酱香仁怀查阅到，民国时期，除了民国四年外，民国六年（公元1917年），仁怀也换了两个县知事，民国十二年（1924年）更是换了三个县知事，即便是改称县长后的民国二十四年（公元1935年），也换了三个县长。最为传奇的是，据亲历者周梦生撰文回忆，1935年红军进入仁怀前夜，侯之担的堂弟侯之玺，败退进入仁怀县城后，召开机关士绅人员开会宣布，由其旅参谋长刘聘侯，接替原县长赵颇，担任仁怀县长，而刘聘侯当了没几天县长，就带着印章、亲信跑了，导致仁怀县政府长达月余无人负责。

由此可见，李泰生未能在相关档案中留下资料，原因可能是一位任期极短、未经国民政府委任的仁怀县知事。此外，他也可能是一位过渡性的临时代理县官。

至于“邑县长”，酱香仁怀认为，一种可能是人们习惯上的称呼。“县长”一词，最早源于秦汉，指人口在万户以下的区域的行政长官。另一种可能，是与民国初期南北政权割据有关。民国二年（公元1913年），尽管北洋政府发布《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》，规范对县域长官称谓“知事”，但事实上，由于军阀割据，各省政令不同，南方部分地方使用了“县长”一词。因此，不排除军阀混战下的贵州，也采用了县长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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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陶洪滩的历史，并不止“召父仁山黔北干城”摩崖石刻。从已知的信息推测，岸边的台地，作为赤水河中下游地区难得的一处平缓之地，其开发利用的历史，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。

早年的赤水河谷地区文物考古调查发现，在仁怀市境内的陶洪滩等地采集到的文物标本表明，早在秦汉时期就可能存在聚落遗址。此外，元明时期，这里还设有具有军事、治安工功能的哨所——“砦”。明末，被誉为“万历三大征”之一的平播之役打响，明朝廷军队尚在下游的二郎坝，播州土司麾下的陶洪砦土官，就与周边寨（砦）头目呼应，向明朝廷军队投诚，率先打开了播州边境大门，载入《明史•吴光传》和《平播全书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