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寻仁迹】一杯酱香酒 一脉家国情（上）
元代，让播州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。播州土司的儿子杨汉英，由元世祖赐名“赛因不花”。后来，他接替父亲杨邦宪，成为播州第十七代土司，积极拥护元世祖推行的行省郡县制、平叛镇乱、推行改革减轻农民赋税，使得播州经济有了较大发展。
此时，播州宣慰使司改为播州沿边安抚司，设有仁怀、滋州等长官司，而石粉栅等地的功能，可能被进一步加强，并设立了高于宋末的军政派出机构。这个时期，酒的酿造，仍然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，且饮酒风气极盛。《世祖本纪》记载：“（至元二十九年），一岁天下所入，凡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”，酒税占到全国税收的15.7%，可见元代饮酒风气之盛。有人根据相关记载，撰文推算称，在元大都，人均每天所消耗的酒多达半斤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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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采取了与宋代类似的酒政制度，强调以官酿官售，禁止私自酿造，且对私酿有极为严厉的处罚，也在粮食欠收时一度禁止酿酒。但同时，元朝廷又根据实际情况，对全国采取了不同的酒政，如属四川管辖的仁怀，则以茶盐商酒竹冲抵军饷。至元十四年，由于天灾，粮食歉收，国家一度禁止酿酒，这也导致无税可收，第二年又以川蜀多岚瘴，松弛酒禁，“民之衰疾饮药者，官为酝酿量给之”，只是实行了专卖制度。
这个时期的仁怀，推测已掌握蒸馏酒技术，并在明代得到发扬。
明代于赤水河流域，战争频仍，但作为运输大通道和产业基地的优势，开始凸显。其中，皇木采伐是一项艰辛、浩大的工程，持续了数百年之久。产自仁怀等地金丝楠木等，被运往京城，修建宫殿。
正德状元杨慎被贬云南路过赤水河，写下“层冰深雪不可通，千寻建木撑寒空。明堂大厦采栋梁，工师估容穿蒙笼。此水奔流似飞箭，缚伐乘桴下蜀甸”的诗句，描述采伐、运输皇木的场景。
被誉为明万历“三大征”之一的平播战役，万历皇帝动用了高达20余万人的军队，分八路向播州腹地挺近。为了军队保障供给，还有大量的后勤人员。战后，平播大军及部分后勤保障人员，留在了播州，据称数量多达二十万之巨。一些民间资料称，战后留守的军事人员，亦兵亦农，广垦荒袤、自给自足。其中部分以酿酒为业者，为解决酿酒粮食不足问题，发明了反复蒸煮酒醅的方法取酒，然后按照不同的酒质售卖。
关于平播战争留守人员酿酒创造的反复蒸煮取酒法，受目力所限，未能在正式文献和书籍中看到，仅停留在部分口碑之中，特记于此，待日后详查。
事实上，明代初期，为巩固边疆，强化边远地区管理，朱元璋推行屯、卫制度，大量军人、官员和开垦者驻扎，赤水河就已是粮草、食盐等保障的运输大通道。当时，经过仁怀的盐路商旅不少，河面舟楫颇多，陆路肩挑马驮者络绎不绝。而且，明永乐年间改革“纳米给盐”，增加商贩利益，以及明万历推行“纲法”，实行“许可”制度，盐商纷沓而来，使得赤水河愈发热闹。
与此同时，明代茶马交易进一步扩大，在黔北地区设立国家茶仓，原本盛产茶叶、马匹的赤水河流域，航运更加繁忙，商贾也逐渐增多，文化和技术交流频繁，对白酒的生产和需求产生积极影响。
这一时期，仁怀酿酒的法式变得多样，酒品丰富。除了米酒、高粱酒、苦荞酒，还有甘蔗酒、芭蕉酒、青冈籽酒、柿花酒等等。
明代正德年间状元杨慎的诗词，记录了一些酿酒工法和原料、饮酒习俗：“酝入烟霞品，功随曲蘖高。秋筐收橡栗，春瓮发蒲桃。旅集三更兴，宾酬百拜劳。苦无多酌我，一吸已陶陶。”描述了人们用青冈籽、粟米及野果酿酒，聚集饮用“咂酒”的场面。
但对仁怀酒业尤其是品质最重要的影响，应是粮食作物种类的变化——玉米、红薯等传入中国，在四川、贵州等地推广种植。明代绥阳县知县毋杨祖在“利民条约”中写道：县中平地居民只知种稻，山民只知种秋禾、玉米、梁稗……”可见，玉米自明嘉靖年间初入中国，很快推广开来，成为主要杂粮之一。
这些对土地要求不苛刻、产量甚高的农作物，尤其适合平坝少、山地多的赤水河流域，丰盈了山区居民的粮仓。有资料称，红薯当时的亩产量，有“三四十石”之多，居民切碎拌入稻米蒸煮为粮。
粮仓丰盈，人口急剧膨胀，资料显示，明末，四川人口900余万，贵州约70万人，中间虽经历了战争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，至清末时，四川人口高达7900多万，贵州人口870余万。
粮仓丰盈，推动酿酒业技术进步、品质提升。考古工作者在茅台镇酿酒遗址中，找到的采用窖坑发酵酿酒线索。这表明，由于粮食产量的增加，工艺更复杂、耗时更长、品质更好的纯粮酒，已在茅台镇规模化生产。
但明末的赤水河流域并不太平，先有播州土司杨应龙反叛，朝廷被迫征调20余万大军平播，后有奢崇明之乱，祸及川黔。而两次战乱，仁怀都处于战场中心，尤其是长达10余年的奢安之乱，叛军占重庆、克泸州、拔遵义、建“大梁”、围成都。期间，朱燮元督导的遵义府监卢安世率兵，驻扎南部鄢家渡一带，与奢氏交战，一度因粮草不济，官兵断炊，只能靠红稗、高粱救命。
接连两次规模、持续时间长的战争，几乎耗尽明王朝的气数，对流域经济社会造成巨大伤害，迟滞了酿酒业发展。同时，也能看出，明末时期，粮食品类丰富了，口感不好、不易消化的高粱，已不再是人们的主粮，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才会用来充饥，由此也为仁怀以高粱为主要原料的酱香白酒，提供了发展空间。
明代，国家货币多种混用，金融管理混乱。清代汲取前朝教训，改为银锭和铜币，由此导致银、铜消耗巨大，但又担心工人聚集形成反清复明力量，国家不敢轻易开采铜矿，只能从日本进口，每年多达数百万公斤。
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，幕府时代的日本，开始限制中国船只进入，并对铜矿等进行保护。进口受限，以至国家连铸造钱币的铜都无法满足。因此，国家决定在云南会泽、四川属下的遵义府绥阳等地开采铜矿，运往北方等处造币。同时，在贵州赫章一带开采铅矿，扩充军备。
这对于赤水河，是新的历史机遇。山高水远，南铜北运、南铅北运走陆路成本巨大，效率低下。同时，贵州不产盐，主要靠外运进入，导致“斗米斤盐”，很多人“当其（盐）匮也，代之以狗椒。椒之性辛，辛以代咸”。
“狗椒”，即辣椒。这种大约在400年前传入中国，最初作为观赏植物种植的东西，明末开始成为人们重要的调味品。而在缺盐的年代，人们以其辛辣之味，代替了辣椒。
清乾隆年十年（公元1745年），时任贵州总督的张广泗，基于这些状况，从国家大局、民生之计考虑，向朝廷奏请疏浚赤水河。他在奏章写到：“滇黔铜铅每岁由陆路运输，节节皆山，驮载艰辛，脚费浩大；且黔省不产盐，所需食盐须从川地肩挑，运到猿猴（今赤水市元厚）发贩”，“若开修赤水河，盐船可通行，盐价立见平减。偶遇丰歉不济，川米可以运济，实为黔省无穷之利”。
于是，赤水河又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物资运输的大通道，几番整治。
赤水河航道疏浚，通航能力提升，从长江口到上游今毕节市境内，都能行船。河面上，顺水而下的船只，运载的是国家急需的铜、铅，以及两岸土特产；逆水上行的，则是贵州急需、来自江淮和四川的食盐，还有善于经营的晋陕商帮。
后来，赤水河退出了南铜北运大通道，但物资运输依然繁忙，形成著名的仁岸。通过盐政改革和“兼并重组”等，设有盐号“协兴隆”、“永隆裕”、“永发祥”、“兴盛隆”。盐运兴盛，丰富了仁怀的商业形态。商帮的消费力，刺激了白酒酿造及工艺的发展。
清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成书的《黔南识略》中的记述：“茅台村地滨河，善酿酒，土人名其酒为‘茅台春’”。
清乾隆五十一年（1784年）的三百梯路段修路碑记，记载了“偈盛酒号”，表明较大规模的酿酒作坊，已在茅台镇出现。
清嘉庆年间的《仁怀草志》中写到：“城西茅台村酒，全黔第一”。
《遵义府志》引用《田居蚕食录》说：“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，黔省称第一。其料纯用高粱者上，用杂粮者次。制法：煮料和曲即纳窖中，弥月出窖烤之，其曲用小麦，谓之白水曲，黔人称大曲酒，一日茅台烧。”这表明，至少在清代道光之前，以茅台镇为中心，仁怀酿酒已形成特殊工艺。
《续遵义府志》援引《近泉居杂录》描述这种工艺的文字：“纯用高粱作沙，蒸熟和小麦面三分，纳粮地窖中，经月而出蒸熇之，既熇而复酿，数回然后成；初曰生沙，三四轮曰燧沙，六七轮曰大回沙，以次概曰小回沙，终乃得酒可饮，品之醇、气之香、乃百经自具，非假曲与香料而成，造法不易，他处难以仿制，故独以茅台称也”。
后人普遍认为，《近泉居杂录》中的这段文字记录的，是基本定型的仁怀酱香型白酒工艺。而仁怀作为全球酱香型白酒的中心，就此拉开序幕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近泉居杂录》中，关于酱香型白酒工艺的描述，讲到“非假曲与香料而成”，说明早在清代中期，仁怀酿酒技师们通过经验总结，已熟练掌握了与自然的互动，在仁怀酱香型白酒酿造中，不需要添加其他任何物质辅助发酵、提升香气，而是完全以纯自然状态酿造。
尽管此时因玉米等推广种植，粮食产量增加，但贵州山多地少，可以种粮的土地面积有限，酿酒业的快速发展，导致了吃饭与酿酒用粮的矛盾。《遵义府志》中，这样描述了人们吃饭与酿酒用粮的矛盾：“仁怀地瘠民贫，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，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。青黄不接之时，米价昂贵，是困于食，职此故也。”毕竟，保障人吃饭始终是头等大事。当时，人们还是将水稻等主粮放在首位，口感较差、作为杂粮的高粱种植面积有限，导致酿造酱香型白酒的高粱，产量并不是太多。以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为例，全县高粱种植面积8000亩，单产仅为26.5公斤。因此，工序复杂、耗时长、用料考究的酱香型白酒，产量有限，价格更高，非一般群众所能消费。
而此时，以盐商为主茅台镇的商业形态基本形成，除了四大盐商口号，酒坊不下20家，棉布、百货、土产、山货、造纸、窑陶、土纺土织、饮食、旅栈等行业应运而生。其中，较大的商号有：成金、成茂、成玉、成泰、泰来、泰和、清泰、吉昌、富昌、丰昌、世昌、合兴、大顺、永丰、裕发、德太、聚盛等20多家。
因为人流聚集，酿酒业发达，自明代嘉庆年开始，至清代中后期，三合粗砂陶、二合陶坛、两河细瓷为代表，窑陶业在仁怀形成集群化发展格局。这些产品，除了满足本土消费需求，还有很多销往毗邻的县份和四川。
商人们走南闯北，也把产自茅台镇的白酒，销往外地。可以说，以盐商为主的商务群体，是高端白酒产品的仁怀酱香型白酒早期主流消费群体。同时，酿酒业兴盛也为国家和地方财政提供了重要财源。清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贵州开厘金，开始将酒税混入普通百货中征收。厘金局设立后，初有酒厘规程，明确酒厘由厘金局卡经征收，酒税由各县署经征，地方官绅又收酒捐。
由于国家偿要还债务和战争赔款，酒厘逐渐提高比例。咸丰时酒的厘金比例是：茅台酒每百斤抽银1两，烧酒抽银1钱，其它土酒抽银6厘。到了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酒厘又在原有基础上，每百斤加征8厘。此外，在道光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国家派给贵州的当年烟酒厘金征收任务，高达白银6万两之巨。
咸丰时期贵州酒厘、酒税征收比例表明，当时的茅台酒，是泛指产自茅台镇、以特定工艺酿制的高端酱香白酒。烧酒，则是指采用其它工艺或原料酿造的白酒。耗粮、工艺复杂的茅台酒，利润远高于普通白酒，对于国家的财税贡献也更大。
清后期，国家政局动荡，川、黔起义不断，仁怀屡遭兵灾，晋、陕盐商为避战乱，携带财产举家迁回祖籍地。然，随后发生在北方大地的回族大起义，持续了十二年之久，这些有钱人成为劫掠对象，家财散尽，再无重返茅台之力。
战后，四川总督丁宝桢改革川盐运销体制，以遵义人唐炯总办贵州官运官销。赤水河盐运的主体，逐步替换为黔商，较为有名的，是原来的永隆裕盐号，它由总局文案华联辉持有。华联辉是遵义团溪人，在茅台镇有两家盐号，即永隆裕，以及位于贵阳的永发祥。其祖母彭氏原来喝过产自茅台镇的酒，并念念不忘。为了祖母之愿，清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亦官亦商的华联辉指示属下，购下一处茅台烧房废墟，开办成裕烧房〔后为沿袭乾隆时期“成义号”历史，改名成义烧房；《仁怀县志》《茅台酒厂志》等认为，成裕烧房是在清同治一年（1862年）茅台烧房旧址上重建〕，采用回沙工艺，为家人和亲友小规模酿酒，逐渐扩大规模。
▲始建于1879年的荣和烧房干曲仓,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茅台镇,有部队在此宿营.1952年收归茅台酒厂
成裕烧房的开办，重启茅台镇酒业。此后，又有荣泰和（后改名荣和烧房）、衡昌（后改名恒兴烧房）建成投产。华联辉“孝而酿”的故事，丰富了仁怀酱酒文化，后人言酱酒而必谈的佳话。
以成义烧坊为始，茅台镇酿酒业进入资本主义酿酒工坊阶段，也开启了贵州白酒产业的近代化工业历程。
早先设立的成义烧坊，最初并不对外销售，仅用于家庭饮用和馈赠亲友。后来，由于酒质优良，口碑扩散，前来讨要的人日益增多，华联辉才决定扩大规模生产，并定名为成裕烧房。
创立于清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的荣和烧坊，是由仁怀县地主石荣宵、孙全太和“王天和”盐号老板王立夫合办，三家按股提取利润。
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第一次全国性的博览会“南洋劝业会”，在南京召开，产自茅台镇的酒在博览会展品评比中获得了银奖。
但这一时期，时局动荡、交通不畅，酒业发展缓慢，不论成义，还是荣和，规模都不大。以成义烧坊为例，直到清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也仅有两个窖坑，年产量为1750公斤，名叫“回沙茅酒”，产品由永隆裕、永发祥销售。而荣和也同样是两个窖坑，产量大约是1500公斤左右，产品主销茅台。
此时，人们当时已有浓厚的字号意识，但并无产品商标名称观念。因此，对产自同一地区的同类产品，皆以地名加产品名来定义。茅台酒也如此，表示是“茅台镇出产的酒”，但与它处区别的是，“茅台”代表地名，“酒”是产品名，合并起来称“茅台酒”，还表示这是一种与普通烧酒不同的白酒产品，而并非特指某一烧房生产的产品。
产量少、品质优的茅台酒，价格不低，每公斤售价2钱4分银子，比普通的高粱酒，要高出5至6倍。因此，购买者多为商贾、政务人员。此外，由于大都装在30至50公斤的坛内销售，少有小瓶包装，非一般实力的人群，难以购买。
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举行。因为1910年在南京“南洋劝业会”上的影响，贵州省在筹集参赛产品时，推荐了成义、荣和的产品，并统一以“茅台酒”的名称、“茅台造酒公司”名义送展。
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，装在陶瓶中的茅台酒“一摔成名”。这是仁怀酱香型白酒在国际上第一次崭露头角。但随后，由于送展时并未区分产品生产厂家，以至在国际上获奖后，成义、荣和两家打起了奖牌争夺官司，直到1918年才算了结。
茅台酒获奖后，名气越来越大，销售日益扩大，贵州军阀、官僚和富商，都把茅台酒作为宴会和重要的交际礼品。周西成在先后担任贵州军务会办和贵州省长时，不仅每年要购买数千瓶茅台酒，送给南京政府要员，以及川、桂、粤军政人员，还安排驻防仁怀的下属，负责采购茅台酒，并让贵州驻外办事处推动茅台酒的销售。以至于，一段时期在贵州有了“有官皆桐梓，无酒不茅台”的民谚。
虽然，周西成处心积虑推广茅台酒，其本质是为自己打通关节、坐收渔利，但毫无疑问，他是茅台酒的重要推广者，对茅台酒早期消费群体的培育，以及品牌积累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周西成战死后，继任者王家烈也是桐梓人，也是茅台酒的“粉丝”，尤其是他的妻子万淑芬，对茅台酒更是情有独钟。有资料说，她曾向桂系、粤系军阀送茅台酒数百瓶。而在他们的带动下，贵州军政要员去南京办事，也要采购大量茅台酒。
市场销售旺盛，成义、荣和两家抓紧时机扩大生产规模，成义烧房窖坑增加到12个，荣和增加到4个。不仅如此，原先经营鸦片的贵阳人周秉衡，认为风险太大后，也转行做起了茅台酒。民国18年（1929年），周秉衡与四川叙永商人贾文饮合作，在茅台镇投资创办了衡昌烧房（后更名恒兴烧房）。
最早打出“茅台酒”名称的成义、荣和，两家因总量不大，市场也各有侧重，虽有巴拿马奖牌之争，但未交恶，在经营上竞争也不明显。茅台酒的炙热，周秉衡建厂，让他们明显感受到了压力。因此，在衡昌烧房创办过程中，成义、恒兴开始联手，试图阻止衡昌建厂。衡昌建厂初期，因撬了河边一个废弃官渡的两船石头，荣和的老板以“破坏公益”为由，敲了衡昌30元大洋；衡昌占用厂房前后废弃的小道，成义、荣和的老板又鼓动区长罚了200元大洋，还请了几桌酒席赔礼道歉；衡昌投产后，因请成义的酒师指导生产，成义的老板去区公所告状，扣押酒师，逼迫写下与衡昌断绝往来的保证书；对衡昌的酒，成义、荣和又以其粗制滥造为由，阻止在茅台镇销售，衡昌被迫去外地销售。
当衡昌建成，并逐渐站稳脚跟后，对成义、恒兴进行了反击，引发倾轧。三家烧房原先协定，在原料采购上要统一价格和品质。可是，衡昌却仗着资金充足，擅自抬高了收购价格，囤积原料，迫使成义减产去外地收购，导致成本增加。荣和生产规模小，且本身是地主，可以强迫佃农将收获的高粱、小麦全部抵押地租，原料供应矛盾并不明显。可是，后来当成义在四川收购小麦时，恒兴也去抢购，使得成义遇到资金不足的麻烦，被迫向二郎滩盐号贷款购粮。
竞争不仅来自于茅台镇内部，还有更为凶险的外来竞争。这段时间里，仁怀酱香型白酒酿造技术，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外溢。
茅台酒的名气大，酿酒利润可观，成义、恒兴的利润分别达到160%和171%，而荣和1939年产酒10000公斤，净利润高达12386块银元。高利润之下，也无知识产权保护一说，以至仿造者众多。
《贵州省志•酒业》记载：遵义、贵阳、都匀和金沙、古蔺等地，出现了规模化仿茅台酒酿造技艺生产的作坊，并对亦称茅台酒，但品质和价格都远不及产自茅台镇的茅台酒。其中，较为有名仿制品有遵义集义酒厂，贵阳的泰和庄、荣昌酒厂以及金姓的贵州茅台酒厂、丁姓的富源酒厂，古蔺的二郎滩茅酒、安顺的群芳窖酒等。
三家规模较大的烧房，都充分意识到内外竞争的危机，他们相互竞争的同时，也有意识通过印刷商标的方式，宣示茅台酒的正宗，维护自身利益。可以说，有三千多年发展史的仁怀酿酒业，经过长期的积淀后，从这时开始，逐步走向市场化，有了品牌化、渠道化的雏形，开启了新纪元。
最初，由成义、荣和起头，以小瓶包装的同时，采用红底木刻板印刷黑字的商标，注明由某厂生产的回沙茅酒，并将“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”八字，印在烧房字号左右。接着，又改用道林纸石板印刷，白底蓝字，一套为三张，分别贴在酒瓶正面、背面和瓶口。正面商标图案上，除了“回沙茅酒”四字，还印有麦穗，背面则是关于用水和工艺的介绍。荣和的商标上，还特别注明了巴拿马获奖经过，成义则加上了郑珍诗句“酒冠黔人国”。
衡昌易主赖永初，更名恒兴后，先是在省城报刊上登广告，宣传节假日“买一送一”促销活动，后来又改称“赖茅”，在上海印刷了约30万套精致的商标，并针对成义“百年老窖”的商标备注，特别在商标上注明“用最新科学方法酿制”。成义则在省外报纸上刊登广告，宣传“华茅”的传统特色，并将价格始终定于赖茅之上，显示品质更高。随之赖茅提价，华茅又把价格提得更高，由此市场上一度出现茅酒竞相提价的现象。
恒兴自称“赖茅”，成义自称“华茅”，人们便习惯上将荣和的产品称作“王茅”，茅台镇的“三茅”格局由此形成。
三家烧房中，早期规模最大的是成义，年产量15000公斤左右，荣和、恒兴的体量相当，两家年总产量约10000公斤。赖永初接手后恒兴后，他先是利用恒兴招牌搞地下钱庄，转而做茶叶、桐油、黄金和棉纱生意，并利用在各地设立的商号卖酒，酿酒规模一度扩大至年产32500公斤，最高峰时工人多达60余人，磨粮牲畜有12匹。
在销售方面，也各有侧重，成义因为品质好，除了茅台、贵阳、重庆市场，后来还开辟了上海和香港市场，荣和侧重于茅台本土销售，而恒兴（衡昌时期）早期产品质量相对差一些，在茅台镇销路不佳，主要运往贵阳，走“圈层消费”模式，后期逐渐扩大到上海等地。
《茅台酒厂志》称，在价格方面，成义、荣和每公斤售价2块银元，衡昌每公斤售价1至1.2块银元。
以三家烧房为代表，仁怀白酒行业出现类似今天的职业经理人、酒师，他们代老板掌管厂务，或是专门负责酿酒工艺和品质把控。其中，成义烧房先后曾经聘请赵致缄、罗某、薛相臣作为经理，聘请郑永福及其父亲担任酒师；荣和的经理分别是龙德安、钱克纯、陈厚德，酒师是王华清；恒兴聘请过的经理是葛志诚、杨端午、韦岭，酒师是郑义兴。
三家具有引领性作用的烧房，基于共同利益，形成了一些共同遵守的“章法”。比如，雇佣工人有“六不要”、“两要”，即：参加过帮会的不要；名誉不好的不要；不老实的不要；不聪明伶俐的不要；结过婚的不要；家住附近的不要。要有保人介绍；要经过试用。此外，三家烧房在确定工人工资时，有统一的标准，约定不准任何一家擅自加工资；规定工人进厂后，要割草喂马、晒粮食三年，然后磨粮两年，最后才能去酿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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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：酱香仁怀jiangnews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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