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,《诗经》中就有很多关于酒的诗句:“为此春酒,以介眉寿”(《幽风·七月》)、“我有旨酒,以燕乐嘉宾之心”(《小雅·鹿鸣》)、“厌厌夜饮,不醉无归”(《小雅·湛露》)。平民喜饮,欲“以介眉寿”;贵族喜饮,“以燕乐嘉宾之心”,而作为雅俗共赏的一种传统饮料,酒很久以来便成为儒家礼乐文化的组成部分,成为文化的载体。
冠、昏、朝、聘、丧、祭、宾主、乡饮酒、军旅,此之谓九礼也。(《大戴礼记》卷十三)
乡饮酒之礼废,则长幼之序失,而争斗之狱繁矣。(《大戴礼记》卷二)
酒可以和悦同饮者的情志,也可以使人失去理智,从而争斗不己。这便是早期酒文化的体现。唐前,酒文化在魏晋名士手中有了新的涵义,阮稽之流恃酒放达,陶潜藉酒遁世,酒成了文人士子逃避政治、涵养心源的手段。到了唐代,这个以诗为标志的封建盛世,酒与诗高度结合,可以“诗酒风流”四个字概括唐代的酒文化。有人说,“翻开中国文学艺术史,就是一部酒神精神舞蹈的历史”。中国的酒文化,尤其是诗酒文化的个性远非“酒神精神”所能涵盖,“诗酒风流”的概括当更为准确。
唐代诗人大多好饮,“酒”、“醉”、“酌”、“酿”、“饮”、“樽”等字眼比比皆是,无论是得意时还是失意时,谈到酒,诗人总是兴致盎然。
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,其土旷然无涯,无丘陵阪险,其气和平一摇,无晦明寒著,其俗大同。(王绩《醉乡记》)
由隋入唐、初唐隐士王绩把醉乡想象成一个符合老子道家思想、政简人和的“理想国”,固然是基于对时局的不满,但是他之所以把“理想国”设在醉乡,而不是通常的“桃花源”,应该说是跟他的嗜酒分不开的。他本来仕于隋,以嗜酒妨职罢归,后来入唐,二次入仕,二次罢归,在朝在野都与酒密不可分,他是唐朝第一个嗜酒的名士。 除了《醉乡记》广为流传,他还写有《五斗先生传》、《祭杜康新庙文》及大量的饮酒诗,表达他对酒文化的独特理解:
不难看出,除了他寄予深意的“醉乡”理想国,更多的时候,酒是他疏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,诗人藉酒表明自己外乎社会主流、对现实政治不屑一顾的孤傲。
酒是初唐四杰随身携带的一种风度,酒与诗的结合是失意文人得以傲世的重要资本。
这是则天朝宫廷文人放逐后的惆怅,身在江湖、心存魏阙,不得超脱而强作超脱语。酒是他们掩饰、抚慰自己失意心灵的良药。
(陈子昂《故宣议郎骑都尉行曹州离孤县垂高府君墓志铭》)
酒是发泄、排遣的工具,原本是一种不太高雅的东西,但初唐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其雅化。一代文宗陈子昂诗中的“酒”常常与琴瑟俱在,酒因此被雅化,成为有别于下里巴人、专属于士子的风流独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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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中国酒业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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