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隆裕乃黔边仁岸的盐号名称，系我的曾祖华联辉所创办。
华氏原籍为江西抚州临川县。清康熙年间，始祖以行医入黔，落籍于遵义，在目溪定居。以后改贩食盐为业，家道日丰。到了曾祖华联辉，除继续经营盐业外，又读书考试，为光绪乙亥（公元1875年）恩科举人。
贵州不产盐，食盐均仰给外省。邻近广西各县和荔波、黎平、榕江、罗斛（罗句）等县，仰给于粤盐。邻近云南的盘江八属兴义、安龙、贞丰等县，则仰给滇盐。其它约五六十个县，均仰给川盐。川盐产于西川自流井，分几个口岸由水路输入贵州。
光绪二年（公元1876年)，丁宝桢从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。丁为贵州人，深知川盐远销之弊，到任不久，便决心改革盐政，“而未得要领”。由于同乡四川道员唐炯推荐，我曾祖华联辉应聘入丁督幕府，协助规划。据黎庶昌所撰《清故特用四川知府华征君墓志铭》称：唐炯向丁宝桢说，“遵义华某者，其于盐务利害至精熟也。今公欲扫孔桑之豪析，规划晏之常平，将非其人不可。”华联辉到川后，丁与计事，大悦。又曰：“果奇才也！唐某诚知人。”“改运事，一倚君主办，君亦竭诚赞画，巨细躬亲”。
华针对过去“官督商运”的弊端，提出“官运商销，分岸定量，设立岸商，责其承销”的原则。经丁宝桢采纳詹，订出改革盐政的措施，其大要是：在四川泸州设立“办事黔边盐务总局”，在生产盐的“灶井”处设立“厂局”，各运销口岸则设立“岸局”，这是官运的机构。在运输程序上则是厂局直接向“井灶”将盐“籴人”，然后则厂局的“委员”将盐运到“岸局”，岸局最后把盐售与指定承销的盐商。商人获盐后运到何处，有其自由，政府不加干涉，只是在某些地方设卡进行稽查。每年销往滇黔两省的食盐定额、货色搭配和银两收支，均由总局统筹规定。此外，还设置“裕济仓”，以平抑盐价；设“大盈库”，接受各厂局的委托运输。又规定，应交政府的税，已纳入成本计算，不另征税。
至于“商销”办法，则分为四个口岸，由商人将盐贩运到黔。泸州盐务局下，按各岸次序设立分局，办理运输业务。这四个口岸是：一为由四川纳溪上溯至永宁小河，长约200余里的“永岸”（永宁河线）。二为由四川合江上溯赤水河至贵州仁怀县茅台村，长约300余里的“仁岸”（赤水河线）。三为由四川江津沿綦江上溯至贵州松坎，长600余里的“綦岸”（綦江线)。四为由四川涪州沿乌江上溯至龚滩（酉阳）小河，长约800余里的“涪岸”（乌江线）。这四个口岸运输入黔的川监，都由政府指定商人承销，合有专利性质。
先曾祖因熟悉盐业经营，在新办法颁布时，取得“仁岸”的销售任务，这在当时含有带头示范作用，也可能是丁宝桢对他个人的酬谢。仁岸获得贩卖专利的商家有四个字号，即协兴隆、义盛隆、永隆裕和永发祥。前两个字号为陕西商人开设；后两个字号，都是华姓一家的资本。后来把永发祥并入永隆裕，由华家统一管理。
仁岸承销川盐的几家商号在赤水设有总店，在四川自流井设有分店，办理销售扣纳税业务。
▲早期的赤水河盐运码头之一
由四川舍江至贵州茅台村水路约300余里，都是官运，沿途有盐防军督运。船到茅台村后将盐交与商人，商人再从茅台村陆运到贵阳。永隆裕盐号的远销情况是在茅台、鸭溪、金钱（原属黔西）滥泥沟、遵义、团溪等地设置趸售站；刀把水镇则设转运站，经乌江渡、息烽、扎佐等地而达贵阳。沿途还有分站，均有专人管理。分站有铺面，交易大的铺面有十余间，还有仓库。每个站均有押运人员和背盐夫役、食宿的栈房，鸭溪、刀把水、团溪等站，房屋众多，设备齐全，交易频繁。
各岸远销川盐，按销区规定限额。限额以每人每天吃盐3钱计算，分配给各岸的销量也就不同。仁岸月销量为22“载”，每载在自流井起运时为十万零八千斤。永隆裕与陕西盐商分摊各销11“载”，实数为一百一十八万八千斤。永隆裕分得的这个数额，由茅台村运到各站，在各站分别销售一些，大量的都运到贵阳。隆裕总号销售。永隆裕总号设在现中华南路南段，左为学台衙门，对门为吉祥寺，旧名盐行街。这条街堆栈林立，坐商行贾云集，永隆裕是这里的第一个大字号，是贵阳食盐集散的枢纽。
各岸除销售量有定额外，批发价（趸价）乖零售侨，均由官运局根据产场出厂价和销场差额核定。承办商须依价出售，不得任意增减。
缴纳给政府的盐税，税率按包计算。每包重180斤；每50包为“引”。纳税由官运局发给“盐引”（税票）。由于盐可在沿途销售，所以盐包的重量，各站有所区别。在合江，每包以180斤计算；运到茅台、鸭溪后，减为132斤计算；再运到滥泥沟，刀把水，减为124斤，到贵阳后每包已减到96斤计算；贵阳纳税时，每包更减至以84斤计算。这种每包重量沿站递减的办法，主要是扣除了由上一站到下一站的损耗和商家所付的运费。
从合江到茅台虽是水运，但滩多浪急，而且是溯流而上，耗费可观。光绪四年（公元1878年），四川总督丁宝桢整治赤水河，采用“商办商捐”的筹款办法，由“官督民办”。派曾寿庄、罗乐九、张广文、罗莘耜四人督办仁岸这一段河流，即合江至茅台村段，把治河占放在马桑坪至茅台的40个险滩上，有选择地整治了35处，历时3年，耗银2万余两，由陕西帮与华娃永隆裕盐号，各负担一半。
经过治河，虽然四川合江至茅台村的水路运输较前方便，但茅台以上的盐运，由于山高路险，运盐均是人背马驮。从茅台起程到贵阳，人背的要占运输总量的50%以上。背，是把盐装在直立的竹篓中，竹篓口大底平，可装盐50余斤，多者可迭80斤。日行40里左右。所经之处，多是山间道路，弯曲上下，十分辛苦。背累了要休息只能将这竹制的背架，放在一种月牙形的独脚拐子座上，并且要反手将背架稳住，以妨倾斜，使两腿轻松一点，站着歇气。这些背夫结队而行，宥人监护，不能掉队。到站后由他人扶着将背放下，才算得到休息，而所获代价却很微薄。永隆裕盐号沿涂设有栈房供押运人员和背夫休息，食宿都较方便，条件比其他盐号要好。
盐号中下级职员，如各站出纳、推销、押运人员，月薪纹银数两，经理可多一些。一日三餐，由盐号免费供应，并免费供给家庭住房，子女上学也有补助。由于这样，职工生活较为安定，工作也较安心。茅台盐号负责人有两位称为徐大公和许大公的（忘其名），威信显著，沿途许多站的管理人员都由他们推荐。
后来盐的重量不用“包”计算，改用“担”计算，每担为100市斤。从茅台到贵阳几百里地方，沿途从事运盐的每日数百人乃至千人。还有专业运盐的马队，有驮马三四百匹之多。川盐运输，因采取沿途设店销售的办法。形成了3日一小场，10日一大场的集市贸易。除农民购用食盐外，还有许多到各处零售的小盐贩。总计永隆裕盐号每月盐的销量在百万斤以上。
永隆裕所售得的银钱，除照规定每季度按定额解交自流井官运局外，各站收益，除去开支，均换成纹银交纳到贵阳总号。市场交易所得的钱，有散碎银两和铜钱，铜钱要换成银两，零碎银两要铸成银锭，然后装箱运到贵阳。这也全靠人挑马驮，为了防止抢劫，还要请官办的盐防军护送。永隆裕解交自流井官运局和运到贵阳总号的银两，每斑都在纹银万两以上。除招待护送军队的食宿外，另送保运费。每银万两交保运费二三百两，较后来银行和银庄的汇费高出很多。
永隆裕盐号，先曾祖于光绪初年创业，到先绪十二年（公元1886年)病逝时已积资十数万。他病逝后，叔曾祖隼建（健）庵（安），辅助先祖华之鸿（延厘）继续经营。光绪二十七年（公元1901年）先祖辞去仁怀县训导，专心经营盐号，业务更为兴旺。每年端午、中秋、腊月底三个关期缴纳盐税时，银两少则数十挑，多财百挑，先后绵延数里。“华百万”之名，传遍川黔两省。到辛亥革命前夕，永隆裕积资已在百万两以上。田产、房屋还不在计算之内。
从民国初年起，永隆裕光景渐不如前，以后天灾、人祸，纷至沓来。永隆裕盐号改名鼎升恒，一面收缩业务，节省开支；一面仍积极开拓，改进营业方式，变被动等人上门为主动招引顾客。凡在贵阳有信用的商家，特别是饮食业、酱菜业，均与之约定，发给盐号折于，进行赊销，三、五担盐，随用户支取，不付现款。办法是将账记在折子上，或分月结账，或分季结账，月结者较季结者条件更加优惠。这种新的营业方式，方便用户，使之便于周转，也增加了盐号销售额。但是，总的情形是入不敷出，只能勉强支撑一时。
1937年抗战开始后，两淮盐务局随南京国民政府先迁重庆，后迁贵阳，西南各省盐务，统一由该局管理。为增加盐税收入，该局将川盐销黔定额增加，仁岸销额由原来的22载增到26栽。实际最多只能销到18载，其余规定应销的8载，只能积压仓中，成曲呆货。鼎升恒盐号，因亏蚀过大，被迫于1941年歇业。
富冠黔瘩的永隆裕盐号，从光绪初年以专营盐业起家到本世纪30年代歌业，大约经历了70年的时间。它是自贵州从明初建省500多年来，规模最大、资金最多、影响也很大的商号。这样一家大商号，之所以几经努力而终于落得歌业的结局，是由以下一些历史条件和政局的影响造成的：
一、辛亥革命后，贵州陷入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，政局变幻不定，永隆裕遭到的损失很大。贵州辛亥革命成功后成立贵州大汉军政府，先祖华之鸿被推出任财政部副部长，兼官钱局总办。不久，滇军入黔盘据(踞)贵阳，强行向地方绅士商人“筹借”军饷，滇军头目公开恐吓说：“军队开拔在即，如果没有钱，社会治安恐怕难以维持”。甚至说：“如果商会不给钱，军队就要‘扯红旗’了”。所谓“扯红旗”，就是放火烧城。滇军眼睛首先瞄准的是永隆裕，是先祖华之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先祖不得不先把永隆裕的存银拿出来，盐号存银不够，又将家中存银抬走才算了事。我记得先祖卧室床前有两个装银子的平柜，听母亲说，柜中存有约6万多银元，在一夜之间，全被派来的挑夫挑走一空。
二、1915年，先祖华之鸿计划创办造纸厂，投入60万银元。最初投入的5万银元，要经湖南送到上海，当时无汽车、无可靠银行或钱庄汇兑，只有用人挑运。因此，请督军刘显世派兵保送。刘见这样多银元，贪心顿起，使以“借用”为名，将银抬去不还，实际是公开掠劫。
三、民国初年，唐继尧入据贵阳，自封都督。任命先祖为政务厅财政司长，兼贵州银行总理。这不是重先祖之才，而是因为他是贵州首富、永隆裕盐号的大老板，可以在财政上支持他。贵州银行奉命印行银元票300万元。唐继尧的都督府政府一钱莫有，银行没有什么准备金，人们都只认定先祖是银行总理，有华家盐号作后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才接受下来干的。许多本地人说：“华四先生做官是奉命贴钱”。
四、民丸以后，贵州政局更迭频繁。每届用武力更换政府，无论是叫省长公署的，或是叫省政府的，都要印大量印刷品，照例都由文通书局承即。文通书局是当时贵州乃至西南三省设备最齐全的新式印刷所，由先祖从永隆裕存银拔出一部分创办的。从1920年到1935年，大概换了七届政府，每届政府都欠文通局印刷费货款少则万元，多则数万元，从不偿还，也不知找谁偿还。一届政府上台，既不承担上届政府债务，而且按倒向文通书局赊账，印制政府机关大量印刷品，文通书局因此十余年来一直亏空，不仅无法填还盐号拨款，而是继续消耗盐号储存银元。
▲古盐道上的背杵印痕
五、文通书局创始于1898年，在日本购置整套新式印刷设备，选派学徒到日本学习技术，聘请日本技师到黔工作，所有费用，主要都取自永隆裕盐号，先后投入10余万银元。从文通的创办费用和以后对文通亏空的补贴，至少在20万以上，这笔钱实际也是盐号的。
六、先祖创办的永丰抄纸厂（今贵阳造纸厂的前身为黔元造纸厂，黔元造纸厂前身即永丰），耗资迭60万银元。这笔钱也是从盐号存银支付的。贵阳当地没有发电厂，没有公路、铁路，永丰纸厂机器，除一段水路用船运外，陆运全是人力抬运。此外，作为造纸原料的稻草，当时也靠零星收购，原料来源无保证，生产时常停顿；产品因交通不便无法外运，贵阳市场太小，机器生产的纸张，多被积压。耗资60万银元，创办这个纸厂，炙有极大盲目性的。1926年，周西成从赤水到贵阳任贵州省长不久，他看上永丰纸厂地点整个工厂设备等，硬由贵州省政府强迫收买，利用其厂房机器及动力设备，改建为兵工厂，议定收购价50万元，分期付给，实际只付了10万元。并厂不久，厂房遭到火灾，重要设备悉遭焚毁。以后，毛光翔接任省主席，我父亲根据和政府所订合同，要求发还该厂。毛光翔政府虽然归还，但接受到手的只是个火烧后残缺不全的旧工厂。盐号投入的60万银元，竞无一元利润收入，彻底赔光了。
以上几件事实，是盐号由盛而衰的具体原因。还有一项很大的耗费是修建大觉经舍。民九事变后，先祖为了表明决心，退出政坛，遂一心皈依佛教。先在朱家塘(小堰塘坝）建大觉经舍，供佛斋僧。1924年进一步在东城靠莲花池地段，扩建大觉经舍。中间建筑为五层佛阁，高30余米，加上前面的藏经楼，左右两厢僧房等，构成一完整古建筑（令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乏一），耗赘迭30万银元。建筑费用包括佛堂设备费用，都从盐号拔给。此外，如文通书局火灾后的修复和新添设备资金，也是由盐号支付。
应该提到的，是我祖父从清末起，对贵州教育事业的赞助。他和唐尔镛、任可澄共同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、宪群法政学校、宪群师范、南明中学等，所有经费，有清楚记录的迭8万余元，其中先祖个人捐助的不下3万元。
从以上几项粗略的统计看，纸厂投入60万元，建立文通书局先后投入20万元，修建大觉经舍30万元，已超过百万元。加上历届政府欠款，军阀掠夺以及对学校的赞助等，也不下20万元。这些钱，基本上都是从永隆裕盐号所积累的存银中支付的。
在当时的历史备件下，永隆裕凭藉其贩盐专卖特权而致富，我祖父将盈余之钱捐赠学校和公益事业外，就是用于创办书局、印刷厂和纸厂、酒厂的投资，致力振兴贵州的文化教育，对新文化在贵州的传播、教育事业的发展，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；对贵州民族工商业的发展，对茅台酒的生产和打入国内外市场，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在历史上，应该说是有眼光，有魄力，有过贡献的。但他缺乏现代投资家和企业家科学运用利润的观点。永隆裕不是从盐号利润中，以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，而是倾囊相助，很少留下再生产资金，这是它非失败不可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原载《贵州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三十六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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