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国竹书《耆夜》于 2008 年为清华大学所收藏，经整理后在 2010 年出版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壹）》。竹简中记述了周武王八年伐齐，得胜凯旋，于文王宗庙举行庆功的饮至典礼的具体过程，包括慰劳功臣、祭告祖先、饮酒赋诗等环节，先是周武王举杯酬功臣毕公，继而举杯酬周公，紧接着周公举杯酬毕公，周公又举杯酬武王，且均有诗作记载，是一篇典型的诗酒文本。
其中前4首与《诗经》相似，均发生于贵族宴饮场合，客观呈现了西周时期贵族阶层酒礼仪式的礼仪规定，最后一首《蟋蟀》则有所不同，此时“周公秉爵饮，蟋蟀趲陞于堂”，蟋蟀的闯入令周公有感而发，遂“作歌一终，曰《蟋蟀》”。《蟋蟀》一诗明显带有感慨人生的意味，蕴含忧生之嗟。
宴会进行到最后，欢乐气氛达到顶峰之时，恰逢蟋蟀入堂下，周公见此，有所感发。蟋蟀由外至屋内，可见已是岁暮时分，气候的变化令诗人自然想到时间的流逝。以蟋蟀起兴，包含对生命短促的嗟叹，时序更易，故而应更加珍惜时间有所作为。两次出现“康乐而毋荒，是惟良士之惧惧”，便是周公提醒同族兄弟即使胜利也不要懈怠，要时刻常备戒惧，警惕纵乐过度。就其包含的礼仪精神来看，《蟋蟀》与《诗经》宴饮诗具有内在一致性，从道德层面对饮酒行为做出规范 , 见其对酒的理性态度与政治意识。
《耆夜》中还有一首《赑赑》也具有抒怀意味：“王有旨酒，我忧以颫；既醉又侑，明日勿稻。”言即使有美酒仍心怀忧伤，据语境是周公酬毕公所作，表面为饮酒，实则暗含因君臣不合而愁苦的心态。
两者属同一环境下的创作，且同样书写人生之叹与自我心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耆夜·蟋蟀》与诗经《唐风·蟋蟀》文词相关，有学者统计，“《唐风·蟋蟀》有近 2/3 的文字、近 1/2 的语句与简文《蟋蟀》相同或相近”，二者虽时间先后关系有所争议，但可以看出它们的思想主旨大致不差。清华简《蟋蟀》核心在戒惧，今本《蟋蟀》同样劝人保持谨慎，以蟋蟀起兴。“蟋蟀在堂，岁聿其莫。今我不乐，日月其除。”诗人有感于时节更易，希望能抓紧时机及时行乐，继而又言“无已大康，职思其居”，告诫自己行乐不可过度，未来仍有忧患，切合个体情感逻辑。
两首诗最大的相似在对生命短促的叹息，这种生命的感叹发生在宴饮场合，饮酒后即酒而抒，最终落脚于教化，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。可见，诗与酒的结合还不具有风流意味，只是一定程度上的个体感怀。《耆夜·蟋蟀》虽出现时间有所争议，但大体是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其与《唐风·蟋蟀》有如此高的相似性，表明这类诗酒文本在早期流传广泛，也足以证明诗酒文学中流露的忧生之嗟在战国时期就已有渊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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